古典的偏移：两宋金石学与文人“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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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金石学家刘敞曾如此总结古代青铜器研讨的价值：“礼家明其准则，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在他看来，青铜器不只承载着古代的准则与文明，更是了解前史的钥匙。千年之后，环绕青铜器打开的学术活动、出书效果以及相关的政治实践，仍然为现代前史学者供给了共同的研讨视角。

台湾大学的许雅惠教授长时刻从事青铜器及两宋金石学的研讨，特别注重两宋学者怎么通过青铜器探究上古三代的文明复古现象。其新作《三代遗风：古代我国物质文明中的复古》，汇集了她近年来的代表性研讨，分为金石考古、再创模范、世传衍变、东亚流风四个部分。这本书通过详细的学术论文讨论了复古在不一起期的不同体现，特别是怎么凭借物质文明来再现和解读前史。因为本著为作者单篇论文合集，跨过了适当宽广的时空，议题侧重点各不相同，难以抽象论说，故笔者在此首要选取与个人研讨方向较为相关的榜首、二编，以此考虑艺术史的两个核心问题：不一起期的“复古”终究意味着什么？在技能条件有限的状况下，不同的拷贝前言怎么影响时人对古代的了解？

《三代遗风》，作者：许雅惠，浙江大学出书社2024年6月

撰文｜熊鹤婷

文明政治布景下的古典传承

二十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改造论”，以为两宋为我国自中古转向近代的开端。稍后，宫崎市定进一步将宋代的开展类比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虽然现在“文艺复兴”之概念已历经海内外学界的数轮批判和评论，但详细到文学、艺术史范畴，咱们仍能从彼时的种种新变中寻得某种转向的共性。例如，日本的宋代文学史学者吉川幸次郎即指出，相较唐代诗篇，宋诗更为注重日常日子的细节，不光把诗篇作为抒发之所，也借其表达形而上的理性思索。美国学者艾朗诺（Ronald Egan）亦从北宋的一系列保藏、鉴赏活动中见出12世纪前后文人士大夫环绕“美”与“私有”等议题发生的焦虑与欢喜。

跟着科举社会的逐步老练，上追三代遗风的思古之情和向内自省的个人理想主义互相融合、影响，造就了与前代天壤之别的文明性情。正是在这一布景下，北宋见证了金石学的滥觞与快速开展：跟着北宋仁宗朝今后儒学运动的鼓起，沉浸在经典中的文人士大夫力求通过文献、礼器重现三代之盛，而彼时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又多少影响到了比如《考古图》《宣和博古录》等图集著录的编纂。

《宋史概说》，（日）吉川幸次郎著，读库｜新星出书社2022年版。

聚集北宋金石学之滥觞的榜首编特别注重不同的社会身份、政治事件对金石学家的研讨爱好、研讨办法发生的影响。北宋素有“士大夫共治全国”之美誉，在此影响下，许多今世艺术史学者都非常着重彼时政治史与艺术史之间的相关。不过，适当一部分以政治史介入艺术史研讨的前期测验都未脱离传统的党争叙事，将杂乱、多元的政治主体及行为分归于简略的二元敌对框架下，过火着重新旧党态度之分对书画、古器物著录的影响。但是，只是徽宗一朝，党争的剧烈程度、政治虐待的方法，以及对不同“党派”的区别和界说，便已数次更张，很难仅以抽象的二元化分概而述之。学者的政治态度终究会对系列艺术活动发生多大影响，更需差异而论。例如，在艺术保藏方面，士大夫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很可能并不来自与自己态度不同的其他文人藏家，而来自徽宗广泛、深化的古器物搜集对私家保藏带来的巨大要挟。在〈宋代士大夫的金石保藏与礼仪实践——以蓝田吕氏宗族为例〉〈今之古礼——司马光《书仪》与蓝田吕氏宗族墓地〉等文中，许雅惠回避了简略的党争二元思想，转而注重京、洛保藏圈外京兆保藏集体的存在，不只丰厚了党争史之外的前史主体，也敏锐揭出吕氏将古器“日用品”化的行为，让咱们看到文人面临北宋末统治者广泛搜求私家藏品时奇妙的自我维护之举。

距“宋代近世说”的提出已曩昔近一个世纪，学者们逐步意识到“宋代”这一抽象的年代分期远远不足以概述三百年间的如火如荼。只是北宋一朝，便至少能区别出承继五代余续的太祖至真宗朝、儒学复兴的仁宗时期，以及能够被称作“后改造年代”（方诚峰语）的神宗朝今后。南宋偏安杭州，君臣联系、宫殿建制甚至财务准则皆发生巨变，与金、元的和战联系贯穿朝野巨细方针的拟定，外交史与政治史之相关远较前朝严密，却又短少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编年明晰、叙说根本完好牢靠的根底史籍，其研讨无疑面临着更为杂乱的局势。以本著注重的金石学为例：南宋承继了北宋中后期以来对古典的高度爱好及金石学研讨的效果，它无疑标志着赵宋王朝的旧日光辉，亦为高宗新立王朝合法性的来历之一；但是，朝野上下又要不时以宣徽年间的一系列亡国悲惨剧自警，摆开新政权与北宋末年之间的距离。

两宋以金石学为代表的物质文明的接续、改动，或许能够部分答复本节开篇说到的问题：不一起期的“复古”终究意味着什么？所谓“复古”，当然不意味着容易跳过绵长的时空，与往昔的生命毫无隔膜地对话。每个年代关于“古典”的了解至少蒙上了两层滤镜：榜首层滤镜，是前人对古典资源的保存、转译，以及无可避免的误解；第二层滤镜，则是同年代人对近代“古典中介”的判别与定位。若没有北宋文人对“玩好之物”的正名、丰厚的金石学研讨效果，南宋初年对古青铜器的大规模搜求大略很难在短时刻内得到如此广泛的呼应；假如没有徽宗朝的供奉组织、礼制组织为参照，立国不久的高宗也无从在绍兴十四至十五年间（1144-1145年）便重建起研讨、铸造新礼器的礼制局。

《美的焦虑》，（美）艾朗诺著，上海古籍出书社2013年版。

技能的约束怎么影响古典的再现？

前史的“滤镜”不只是观念改动的成果，也是拷贝、传达前言的技能约束下构成的偏移。金人攻陷首都汴梁之时，宫殿保藏甚至能工巧匠全部流散。依《宋史·钦宗本纪》：“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全国州府图及官吏、内助、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积蓄，为之一空。”而赵明诚临别李清照时的嘱托，则让咱们看到私家藏家被逼舍弃自己珍若性命的保藏时的百般无奈：“逼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傲抱，与身具存亡，勿忘也。（《金石录·跋文》）”

南、北宋之际的战乱沉重打击了北宋末年昌盛一时的公私保藏，那些一度被视作瑰宝的古物或遭到损坏，或被掠取至北方。在青铜器什物很多丢失的状况下，南宋人终究怎么重现往日的光辉？〈南宋金石保藏与中兴情结〉一文勾勒出三种交流起北、南宋金石学的重要前言：其一，是石本、木本拓片；其二，是如《宣和博古图》《三礼图》《考古图》等图录作品；第三种景象为前二者的衍生，即以《宣和博古图》为范本铸造的仿古铜器。值得注意的是，铜器什物转换为拓片、著录等纸本前言的进程相同要阅历至少两次偏移——首先是三维实体转化为二维图画的差异，其次是不同类型的书本、拓片自身特性的差异。

宋刻十卷本《金石录》书影。

有限的拷贝、印刷技能已为金石学家编纂的图录框定了再现程度的上限，而他们挑选著录的器物、编订的图文内容又鲜少遵从着档案式全面、客观的记载。战乱后，铜器什物可贵，拓片成为士大夫首要的保藏目标。虽然石本拓片在北宋金石学家间已适当盛行，但彼时的藏家究竟尚有条件经手什物，拓本多起到保存铭文、辅佐研讨之用，并不着重对三维器形的再现。时至南宋，拓片益发注重对铜器纹样、外形的记载，甚至出现了复原器物全形的测验。例如，录入南宋王厚之保藏铜器拓片的《钟鼎款识》一书内，后被阮元称作“商鹿钟”的拓片不只完好出现了一侧的钟形与纹饰，还拓印了钟体上方的钟柄，明显远远超出了记载铭文的需求。更能体现出彼时“什物”概念遭到注重的比如是洪适的《隶续》：与相同录入石碑碑铭的北宋《集古录》《金石录》比照，洪适在录入石碑铭本之外，还添加了记载碑体形状、碑首和碑侧装修、石刻画像的内容。考虑到原石的尺度，《隶续》录入的图画明显并非原拓，而是先描画缩小、翻印成木刻本后转印的成果。许雅惠敏锐地指出：“（《隶续》内的三卷‘碑图’）所据的二手描画本并非线描图，而保存黑底白字的拓片效果，乍看之下令人误以为是拓片。这般的拓片效果多少加强了这些二手图画的真实性与威望感，令读者翻阅碑图时难免联想到原石。”（《三代遗风》第139页，下同）南宋著录里的拓片不只仅是单薄的文献载体，更凝结了石碑什物之下暗潮涌动的前史与回忆。前朝一度昌盛的古物保藏潮流在北宋末年席卷华夏的烽火和掠取之下戛但是止，对摇摇欲坠中匆促立国、力求中兴的南宋而言，拓片不只仅是三代高古的再现，更无比直观地标志着赵宋正统的连续。换句话说，南宋的复古指向了两重经典的叠加：

南宋的金石保藏与研讨并非没有新的开展，这些新打破特别展示在对文物的拷贝上－不管是以拓片（或如拓片般的图画）存物之形仍是以铜器、陶瓷拷贝记载在图录中的古铜器—这些拷贝的古物连续了原物的生命，也让北宋汴京的文明盛世得以在临安重现。（第152页）

不一起期的金石图录作品亦出现出适当杂乱的状况。宋代为我国印刷术开展的榜首个顶峰，文献学、书本史范畴皆对这一时期的刻书、藏书、版别流变多有注重。诚多么雅惠所言，现在环绕宋代书本史的评论，大多遵从着法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交流回圈（Communications Circuit）”范式，讨论从出书到消费这一进程中不同参与者扮演的人物，侧重于剖析政治、经济、文明等外在社会要素的效果。

但是，近十个世纪曩昔，今天的研讨者已很难从宋代史料的只言片语中复原图录开端编订的前史情境，留存至今的图录作品也鲜少直接记载详细的印刷、撒播进程。面临这一窘境，今天的研讨者或许应回到书本的方法与排版别身，测验从内部解读出相同丰厚的信息。20世纪末，书本史学者唐纳德·麦肯锡（Donald F. McKenzie）在其著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a Text回忆了18世纪以来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戏曲作品方法（包含字体、排版甚至首字母巨细写与否）的改动，从版别的差异中见出修改、读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了解（Donald F.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也提示咱们，任何一种对文字的了解在必定程度上都依赖于读者接触到的物质载体，文本体现方法上的根本改动定然会改动其参阅布景和诠释方法。诚多么雅惠所言，麦肯锡、夏蒂埃供给了进入宋代书本史甚至金石学的另一条途径，即注重比如装帧款式、版面设计等书本视觉方法，从中见出文本资料隐而不宣的含义。以《三礼图》一书在宋元间的撒播为例，作者比照了现存的《新定三礼图》（南宋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和《重校三礼图》（元大德十一年析城郑氏家塾刊本），发现宋至元代《三礼图》的编列阅历了视觉性逐步削弱的进程，反映出该书从兼具图样功用到褪去实用性、成为朴实经学典籍的改动。

《书本的次序》，（法）罗杰·夏蒂埃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版式、功用的改动，本质上是宋代常识系统改造的直观反映：《三礼图》为图解先秦礼仪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之书，据作者揣度，汉、唐期间，《三礼图》不只被视为经学作品，更具有图样价值，是辅导上层阶层制作礼仪器用的重要参阅书。时至北宋中期，士大夫开端广泛搜集地下出土的商周古铜器，针对《三礼图》书中过错的批判日积月累，宫殿礼器款式也随之发生巨变。这一进程中，持久实施的《三礼图》经学系统逐步被《释奠仪图》的金石学系统替代，失去了前期的图样效果。南宋初年编订《新定三礼图》时，《三礼图》的威望性已遭到应战，但南宋官方新编订的《绍兴制作礼器图》尚不遍及，在当地影响更大的《释奠仪图》则要至绍熙五年（1194）才公布。现存的《新定三礼图》图样大、视觉性强，图、文严密结合，应为过渡时期不得不运用的铸器图样。跟着13世纪《释奠仪图》的遍及，《三礼图》逐步损失图样功用，成为朴实的解经作品。大德年间编订的《重校三礼图》，文字方向更为明晰、易读，但插图大大缩小，图文对照不易，图画重要性退居非必须，即为这一改动的成果。

许雅惠对《三礼图》后世流变的剖析以有限的视觉资料为进口，从可见的成果倒推观念构成的进程，为视觉剖析、方法剖析怎么介入书本史、常识史研讨供给了佳例。可稍作弥补的是，书本的图文联系既是观念改动的成果，也遭到不一起期装帧款式、刊刻技能的影响。例如，《新定三礼图》为蝴蝶装，“装用倒折，四周外向”（《明史·艺文志》），一叶的图画、文本都刻在同一版上，图文排布较为灵敏，利于发挥礼器图样的效果。跟着后世包背装的遍及与礼器常识的更新，《三礼图》不管内容仍是版面方法都已难以习惯新的常识系统。古典内容与传达方法的改动互为因果，加快了互相的重生。

《新定三礼图》清代影刻刊本。

文艺复兴时期巨大的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曾徜徉在罗马的废墟间，听凭杂乱的情感涌上心头。这些来自曩昔的碎片不只是古代光辉的见证，也标志着文明的易逝与衰落。在本著最初，许雅惠如此感叹道：

对古代遗存的爱好总在特定的时空头绪下被点着，且往往与前史事件交错在一起。其终极之关心，有些揭露宣告，众所周知；有些则密而未宣，但志同道合者自能体会。只要通过细心整理，现代的研讨者才干提醒出那些隐而不显的内部宣言，把握金石保藏与研讨在前史、文明及政治等许多要素交错下的动态开展。（第3页）

古典的遗物为此时的时刻打开了一扇通往曩昔的门，它们既等待着被承继，也随时向新的阐释打开。《三代遗风》并未停步于感叹往昔怎么在废墟上空飘扬然后散失，而是让咱们看到了历代好像接力赛一般的对“古典”承继：跟着观念、传达前言的无数次改造，每个年代的文人从前人手中接过的“古典”都发生了奇妙的偏移。这一绵长的偏移绝非令人叹惋的残损或惋惜，而是前史学者敞开不一起空的钥匙。

撰文/熊鹤婷

修改/李永博

校正/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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